示例或曰举例解释，是指对律文进行设解后，再举例说明，使之更明确律文的精神实质。
但对于张之洞这个力图从圣王之学开出国家新局面的人来讲，这话又是那样地符合逻辑。这类人容易博得名声，但在处理复杂关系和掌控全局上未必内行。
西方人对这部由中国皇帝命令出版的书也极感兴趣。张之洞的实践知识不是来源于科学原理，而是来自他几十年的官场经验。它被官场经验丰富的同僚们普遍解读为张之洞是入职清廷的核心机关，辅政或协理将要推行的维新变法。[16]同前注[5]，冯天瑜、肖川书，第24页。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
董丛林：《东南互保相关事局论析》，载《晋阳学刊》2018年第2期。在外所办虽系一枝一节之事，然尚有一枝一节可办耳。反之，频率越高、传播损耗越大、覆盖距离也越近。
参阅凯斯?R.桑斯坦：《恐惧的规则：超越预防原则》，王爱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1 制约裁量权的具体标准和程序性正当过程原则 概而论之，裁量权是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所需要，但也会反过来带来新的不确定性（风险），所以需要特别防范这种风险螺旋式激增的变局。实际上，行政的政治化也是与裁量权增大相伴的必然趋势。这也意味着在风险社会，行政机关酌情而定的裁量权将日益膨胀。
有些国家抗疫成功并维持了经济增长，但也有些国家为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或者过度严苛的防范政策而付出了巨大代价。然则在安全优先思维导致法律程序也完全失效的场合，可以发现如下两种最常见的负面影响：第一、预防措施和强制措施超出抑制疫情的合理合法性和最小限度成本，在实践中违反了现代法治所要求的警察（行政）比例原则 [18]。
然而在实践中，程序公正的理念却并没有真正贯彻到底 [2]。正如马克斯蒂菲克所指出的那样：代码决定了什么样的人可以接入什么样的网络实体……这些程序如何规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取决于做出的选择[38]。在中国，限制行政裁量权的主要方式可以列举出四种，即：（1）按照承包的逻辑追究决策者或执行者的结果责任，不具体过问达成目标的手段，也不考虑行政活动的过程是否正当，只在终点对裁量权的绩效进行评判和问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信息技术嵌入旧的权力结构之后，因历史而造成的文化偏见或者大数据的系统性失误会形成和助长算法歧视，并且能够绕开正当过程原则的制约而进行不平等的自动化决策 [47]。
[37] 详见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这种点亮黑箱的对话和沟通，正是以程序为前提条件，并且构成程序的实质内容。在通过行政程序促进互动关系方面，特别要注重充分的沟通以及相互作用整个过程的妥当性，此乃程序性正当过程的精髓所在。由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人类生活越来越增强数字依赖的特征，最近十余年来移动通信量激增，导致无线电波利用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这样的做法彻底违反了程序正义原则，也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洛克：《政府论?下篇——论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和目的》，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页。
这时按照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的逻辑，应该遵循保护人民信任（维持公信力）的原则。对政府而言，信任利益其实也构成落实程序性正当过程原则的一种动力。
然而这种机制实际上也是在纵横交错的关系中对社会进行柔性监控、对人们的行为和互动进行因势利导，并给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带来风险。亦可参阅杰瑞?L.马肖：《行政国的正当程序》，沈岿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孙笑侠：《程序的法理》，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在审批事项上的裁量基准，例如为疫情防控可以把实施交通阻断的期间限定在72小时之内，以免影响城市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和妨碍其他疾病患者的就医。在数据处理之际，数据主体有权获知相关背景、数据来源、数据处理目的、可能的第三方受益者、数据留存的期限及其确定标准等，数据主体还享有对数据的个人访问权、更正权、删除权、撤回同意权以及申诉机会。也可以说，虽然对新冠肺炎感染者和治愈者的就业歧视问题出在社会性权力方面，但根源却在威权主义数字国家那种方兴未艾、变幻莫测的权力结构之中。
在这里，基于社会合作的助推与基于社会信任的程序也是有可能相辅相成的。换句话说，在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安全优先、公益至上以及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会占上风。
在算法行政的场合，决策的责任人是匿名遁形的，相对人没有机会进行辨明、申诉以及参与，对理由的解释也很不充分。当然，还需要用计算机也能懂的语言进行沟通，还要通过程序规则和技术规则来解决算法语言复杂性问题，并且按照技术性正当过程和透明化的要求来重构算法设计方案，打破所谓算法黑箱[34]。
此外，在这里还要特意提出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进行程序保护的课题，以便在法案审议阶段弥补专家建议稿的这一点不足。刘东亮：《技术性正当程序：人工智能时代程序法和算法的双重变奏》，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5期，第64-79页。
诸如此类的裁量基准以及过程正当化的制度安排可以在保持行政活动的弹性和效率的同时，大幅度限制权力行使的主观恣意。季卫东：《数据保护权的多维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10期，第2-13页。章剑生：《行政程序正当性之基本价值》，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5期，第102-121页。④应该对行政活动的合法性乃至立法的合宪性进行司法审查 [9]。
因此，在数字覆盖的社会，决策风险会不断增大，但问责机制却有可能瓦解。因为与国家的其他机关相比较，行政机关的目的和手段都很明确，具有充分的资源调度能力，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政策权衡，比较有弹性和效率来应对不确定性。
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民事诉讼程序之优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在数字全覆盖的时代，程序正义发挥重要作用的典型场景是数据权利保护，特别是大数据流程的正当化处理。
[2] 例如高敏：《程序正义在中国的缺失和实现——佘祥林案和刘涌案的启示》，载《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1-14页。为此应该特别重视在数字网络空间和算法助推实践中的程序公正问题，也包括与诉讼程序中的言词原则、直接原则以及亲历性原则进行对接和替代的可能性探讨。
考虑到郑州红码案、核酸检测寻租问题等造成的大量假阳人数，波及面将更大更广。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在特定体制机制的促进下，各地政府能做出政治决断的一把手的裁量权会大幅度膨胀。总之，风险社会提出了一系列特有的问题，使现代法治范式、尤其是公正程序原则面临严峻的挑战。[31] 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第31页。
审判机构被认为享有法律问题的终局性决定权，是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的最后堡垒，因此特别强调处理案件、做出司法判断的程序要件。无论如何，为了厘清相关的情况和思路，首先应该对新冠疫情防控中亲身经历或真切见闻的各种现象进行客观的、冷静的考察和分析，探索风险社会中实现法律程序公正、有效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可能性。
其中规定的个人数据携带权，也已经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实定化。Cf. also Erica Dhawan, Digital Body Language: How to Build Trust Connection No Matter the Distance, St. Martin Press, 2021. [40] 关于主观的程序公正体验，参阅艾伦?林德、汤姆?泰勒：《程序正义的社会心理学》，冯健鹏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在以新冠疫情防控为典型的风险社会，自由与安全的紧张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对灾害的恐惧导致安全指向和公益指向非常显著，个人权利保护的意识容易随之淡化。江伟：《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第4-13页。
